第二部分 底层（第16/18页）

无须多言，对于那些处于运动最前沿，努力想要提升荣誉谋杀这一类事件影响力的人而言，上述所提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目的无关。汉娜·西迪基就曾针对内务大臣布朗基特的发言评价道：“国家不过是在利用少数族裔社区中女性权利的需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制造合法性。”女性暴力者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举措团结起来，使得女性更易受伤害。这一点，在人们对于一起发生在2012年的亚裔男子性诱年轻女孩事件首次曝光时的回应中便可以得到清楚的体现：“首先从种族的角度考虑性剥削，而非从性剥削本身来考虑，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同时还会给种族偏见添砖加瓦。对于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女孩，这种‘支持’不会有一丁点的帮助。”反暴力侵害妇女联盟的主席马拉伊·拉瑞斯（Marai Larasi）曾如此评价。

歧视正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2008年3月，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在平等与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称赞特雷弗·菲利普斯（Trevor Phillips）主席对多元文化论的批判，以及他对于英国应当成为一个拒绝民族融合的“寒冷之地”的推断（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演讲可看成对整个联盟意见的一种阐发）。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举出丹纳特将军的例子：2009年工党议会中把他列为军事顾问，作为对成员的补充。而他随即呼吁要进行一次国家性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来抵制宗教激进主义的入侵；同时提议将对那些逃离迫害者的补助从每周四十二镑减至三十五镑；而到了2013年，他甚至把削减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寻求庇护者，以至于激起了强烈的抗议，甚至酿成了一次跨党派的反对行动。

当然，“融合”并不是一个完全无害的进程。正如威坎指出，它也可能是“误导的、使人困惑的、充满欺骗性的”，操纵公众行为与个人感受的分裂（因为空洞的表演而激发群体愤怒），或者要求少数族裔进行自身的大改造。但布拉德福德地区警局分管亚洲女性事务的探员菲利普·巴姆福斯（Philip Balmforth）却谈到了他在伦敦遇到的“完全不同类型的亚洲人”，从而提供了一种进步的可能：“倘若人人得其所，他们并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困扰。”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建造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世界的标准呢？

在英国，“无法求助于公共基金”，包括无法得到公共收容所的庇护，除非她们在本地居住满两年及以上，成为阻碍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无法获得帮助的主要原因。索撒尔的布莱克姐妹组织就曾进行过长期的运动，试图推翻这项使移民女性不得不向她们的男人示弱的规定。而作为建议的部分，《社区犯罪》一书则认为语言训练应当成为这一规定被废止的原因。威坎批评瑞典方面没有把语言学习作为收容所可提供的一项条件。2013年4月，英国内政部确认了英国公民权在语言方面的苛刻要求。“英国的公民身份是一种特权，而非一项基本权利，”移民部长马克·哈珀宣称，“我们通过加强语言要求，来确保归化移民确实做好了融入英国社会的准备。”说英语（或瑞典语）的要求，并不带有中立的色彩。这完全要看是谁提出了这份要求。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中，一位母亲讲述了自己探访在监狱里的儿子的遭遇：“当我想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时，监狱守卫却告诉我不要讲‘巴基斯坦佬’的语言。‘说英语，或者闭嘴。’他总这样说。”

但我们很难避免一些惯常的表达。《社区犯罪》是我在英国读到的最具启发性和严谨性的作品。尽管它的书名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暗示，但它的文本其实是在给社区——包括其中的个人，提供一部分宽恕。一些人对他们有着天生的憎恶，而这憎恶也是他们庇护自己罪行的天然保障。

※

我们仍然没有解决那个最初的问题，即以怎样的方式来谈论荣誉谋杀，才是最合适的。贯穿本书始终，我的建议始终是要平等处理政治与个人心灵的复杂性（荣誉谋杀正是一个使二者的界限模糊不清的例子）——对于所谓的公共生活，既不要刻意断绝，也不要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一书的结尾，两位杀死自己妹妹的凶手中的一个，乔塔，先前曾找到自己心爱之人。而这位名叫基兰的女孩，在他谋杀自己妹妹的那个晚上，正和自己的恋人在一起，而那个男人是有自己的家室的。基兰始终没有结婚，因为她所深爱的男人的家庭因为自己是个锡克教徒而无法接纳她。而那晚的男人，则是在她回到英国，长时间的空虚后找到的慰藉。“他看见了我们，然后咒骂着转身离开，顺手扯下并摔碎了我挂在楼梯旁的小镜子。大概有一千面镜子：来世的厄运被他唤醒。”基兰很清楚，乔塔对她的怒火，将被发泄在乔塔的妹妹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