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14/18页）

在《战争的框架》（Frames of War）中，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展示了这种幻觉是怎样让移民者在性观念上因荷兰人过分的现代性而感到压力（他们被要求对男同性恋接吻的照片做出回应，尽管这对于新近的移民者而言在信仰角度上是一种冒犯）。同样的机理也出现在荣誉犯罪事件中。2005年2月，在德国柏林，年轻的土耳其裔女孩哈图恩·苏茹苏（Hatun Surucu）被杀害，凶手据称是她的哥哥。几周后，当由当地同性恋团体为女孩举行的追悼活动上，来自移民社区的居民几乎寥寥时，德国媒体便开始臆想，这是少数族群社区对谋杀行为表示支持的表现（拒绝荣誉谋杀与团结同性恋在此刻被画上了等号）。这表明，荣誉谋杀事件里人权工作的部分，要比它最初看起来的复杂许多。例如一个移民社区的成员们，因为不可指明的对现代性观念的犹豫，无法摆脱对同性恋的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荣誉犯罪表示支持。而这位死者的姐姐申请成为死者孩子的监护人的举动，却又一次在当地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高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政客建议这个家庭应当被全体驱逐出境，即使只是众多兄弟中的一个犯下了罪行。对此，研究此事件的学者凯瑟琳·普拉特-尤因（Ka therine Pratt-Ewing）写道，“只是因为成为了土耳其文化的持有者”，整个家庭“都要被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荣誉犯罪不再是一种犯罪，而是世间诸多污名的一种（凯瑟琳的作品的副标题正是“在柏林被污名化的穆斯林男人们”）。

2013年4月，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上，决议通过了把所谓的“荣誉犯罪”归结为“陈旧的、不公正的文化和传统”（修正了最初“不公正的文化和传统”的提法）。这一决议是对2009年6月决议的改进与强调，成为那些针对荣誉相关的暴力事件可遵循的重要依据。但附加上的“陈旧的”一词，则使得对犯罪的批判牵涉到了整个“陈旧、不公正”文化的范畴，而忽视了现代生活的复杂性，甚至忽视了文件其他部分都在努力强调的欧洲主体性。在《新政治家》杂志上一篇有关强迫婚姻的评论中，蔡德尔·萨达（Ziauddin Sardar）将它描述成一种“令人厌恶的种族习俗”（他的文章甚至先后7次出现“种族的”一词）。无法想象的是，很多人轻易就可以为荣誉犯罪或是其他形式的暴力寻到一个久远的、污名化的“历史根源”，这也成了现代生活中压力与激变的一部分成因。但在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的前提下，“现代性”的区分其实本就是无稽之谈。更何况当下，世界不同区域正在以渐增的趋势，趋向于不可分离的彼此联结。

据联合国估算，每年大概有5000起荣誉谋杀发生，而其中大约有200起发生在土耳其。而荣誉谋杀在英国警方与皇家检察署对本国的统计中，则是每年10到12起。我们需要对这些数据谨慎一些。莉拉·阿布-利赫德就曾对此表示质疑，为何每年都会有如此稳定的荣誉犯罪在发生？尽管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在针对女性进行的暴力与低水准的报道率之下进行考虑时，我们恐怕可以推断，这些数据仍有被低估的可能。2008年2月，史蒂夫·艾伦（Comm ander Steve Allen）代表英国首席警官协会在下院会议上做证，证明每年在英国发生的强迫婚姻与荣誉谋杀总和大约在500起左右（同期《独立报》则称这个数字是17000上下）。在过去50年里，75%有土耳其移民回迁的本国城市，其犯罪率都会有提升。一些被爱莎·欧瓦记录的案例，正是有关这些移民的。最典型的城市是伊斯坦布尔，回迁的移民大多住在非法棚户区里，他们会不断私搭楼层，在拓展空间的同时，也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向上”的进取心（这些棚户区往往会在选举期间被许诺合法，因为参选政党十分需要这部分移民的选票）。因此，荣誉谋杀也可以看作今天城市化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至少，这些罪恶频发的社区，它们并非静止或冻结的，而是时时处在运动之中。在诺尔凯特·希尔曼（Nurkhet Sirman）看来，作为一种男人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与其他成员达成协定的方式，荣誉已经成为土耳其迈向现代化国家与通往民主之路的重要部分（她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被提出时，就是一种男性化的言论）。对此潘卡·米谢拉（Pankaj Mishra）写道，“没有哪个穆斯林国家，会像土耳其这样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只为了迎合自己欧洲化单一民族国家的身份想象。”而在希尔曼看来，“把它（荣誉）看成一种传统观念，是让所有女性的身份与生命被控制和管理的隐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