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15/18页）

这便使得在我们的时代，荣誉谋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习俗，而是复杂政治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混合了含混不清和系统的表达，阿布巫达列举了新型的性角色类型，像“性感处女”等。它们是阿拉伯世界面对所谓现代性压力所生发的萌芽。而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噩梦，它们同时还是文化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反抗。以畸形的司法体系为支撑，“释放周期性的私密暴力”，针对女性的性意识进行压榨，成为阿拉伯世界维持自身系统稳定、保持民族主义本身在可控范围内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荣誉所扮演的，更像是民族主义在于现代性斗争时堂而皇之的“入场凭证”，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自我和解的手段。“荣誉犯罪因此具有了某种社会功能。”在阿布巫达看来，这同样使现代性的危机作用在大多数底层女性身体上，使她们沦为“阿拉伯的”受害者。赫苏·尤尼斯和萨西达的家庭，同样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而在这一地区，荣誉的争议也包含了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要求和民族自决原则的应用。尤尼斯的父亲就曾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库尔德的暴动之中。在这样一个法律约束往往会被看作外邦人的欺骗手段的世界，任何剥夺荣誉特权的企图，用纳扎德·贝吉哈尼（Naz and Begikhani）的话说，都会被看成“出于民族主义的恶意攻击”。“她的根扎在了一个被看成敌人的国家。”威坎记下了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拒绝警方盘问时说的话。

因此在今天，所谓荣誉更像一种基于民族意识的成分，同时也是非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异常”）。穆斯林来到英国的移民社区，同时也带上了他们的所谓历史传统。他们不断巩固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乐于将它施加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因为在异国的土地上，她们最先容易被西方的性自由文化（商业化、可利用、炫耀性的性观念）所吸引。但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所担忧的，实际上是女孩们会对自己的被歧视和被损害的命运有所察觉。这个问题因此就遗留在这里。在西伦敦的阿克顿区杀死自己女儿，与在库尔德斯坦这样做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必然有凶手自我幻想的成分。在一条由此及彼的道路上，有些东西会被丢弃，而有一些大概更糟糕的东西却容易在新的土壤中扎根。用隐喻的手法来说，荣誉犯罪大概是一种注定的企图，它会把一个移民家族带回到它的故土，尽管是以破碎甚至是毁灭的方式。

“白人警察对我们巴基斯坦人的兴趣，”《失落情人的地图》里，考库布曾这样评论，“只是在我们屠杀自己的儿子、女儿、兄弟姐妹，证明我们是野蛮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国家，种族歧视是荣誉谋杀的“匿名合伙人”。无论如何，除了做出标记，任何对女性暴力的遗忘和原谅都是错误的行为。在上述评论之后，小说提到了一户人家即将搬往孟加拉，因为他们的儿子在一次种族暴乱中被白人打死（背景是此时广播的播报，有56个海地人在移民到迈阿密的过程中遭遇海难丧命）。而一个朋友建议一个被卷入谋杀案的巴基斯坦家庭不要说出真相：“西方世界到处都是伪君子，他们杀了我们的人，说成是原则和正义的原因让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不受惩罚，而当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却会指责我们的‘原则’和‘正义’是有‘缺陷’的。”

将荣誉犯罪解读成移民社区传统价值观念与都市生活之间的一种“推拉”，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就无法解释为何西方会垄断“历史的进步”，而移民社区也并未被他们自己自愿选择的“死水”淹没。它们被放在一个等式的两边，但这个等式显然不成立。有人也许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让这样的价值分析趋于平衡呢？在萨西达死去的那一夜，她的母亲不顾她父亲所定下的“禁令”，偷偷见了她一面。她的母亲也宣称自己曾在暴行发生时拼命阻拦，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我替她死！”但在死亡发生之后，她却放弃了对丈夫的反抗，并且拒绝对丈夫做出不利的证词（甚至还支持他那个“从森林里来的男人”的荒谬故事）。艾莉芙·萨西达最终对自己女儿的背叛，恐怕是这个事件中最难被解释的事。但如果只是偏见，而无关种族歧视，她的行为甚至可能被看成因为后天接纳的瑞典式价值观而做出的决定。但威坎却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在库尔德斯坦，她也会这样做。”

※

毫无疑问，在英国，对荣誉事件的抗议是反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借题发挥”，正在愈演愈烈。而这种态势恰恰是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雕刻家、视频艺术家莎莱夫-格尔茨最近作品的出发点。随着2001年在英国北部城市发生的种族暴乱，内务大臣大卫·布朗基特呼吁要对移民准入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他明确地提到，对女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观念所造下的恶果，而暴乱则代表了本国社会对亚裔青壮年男性融合的失败（他同意像安·克莱尔这样的工党议员所提出的观点，即通过对移民准入的控制减少强迫婚姻事件在英国的发生）。移民控制政策因而成为与女性自由相关“判例案件”。这有一点类似于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西方首先对该国对本国女性所做出的恶劣行为进行的谴责。约旦作家诺玛·库里（Norma Khouri）的畅销作品《禁断之爱》（Forbidden Love,2003）提供了一个支持上述观点的、十分离奇的荣誉谋杀案例。她的作品被看成基于一起真实发生在约旦的荣誉谋杀事件，但作品中出现的描写，却将约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归类成为一个总在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罪恶之源。这部作品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在它最初的出版地澳大利亚，它甚至成了民众支持本国部队出兵入侵伊拉克的重要原因——作品里一个角色暗示，所有的阿拉伯男人，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儿子变成“阿拉伯的希特勒”。对于这本书，拉娜·胡塞尼专门写了文章进行批驳，并最终迫使出版方兰登书屋停止了本书的销售。而在柏林，哈图恩·苏茹苏事件却成为一个国家清除民族记忆的关键。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德国，一种理想化的“德意志男子气概”，可以轻易与旧日的遭遇擦肩而过。土耳其人的罪恶残忍，与德国人无关，是土耳其人在以荣誉犯罪的手段，将一个秘密的世界隐藏起来。而今天，当我们穿越欧洲时，极右势力利用“文化恐惧”的观点，将穆斯林作为目标，实则是反犹文化的一个变种——潘卡·米谢拉的一篇文章正是以此句话命名。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深层次上，对穆斯林的憎恨其实与文化无关，就像人们经常会默认的观点：无论如何，荣誉谋杀与恐怖主义都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