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杰出人才的缺乏（第2/2页）

其三，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精英的多少问题，是文化体制、文化精神、文化尊重的问题。如我们扩招之前入读大学的时候，几乎没人抄袭作业，而现在抄袭成为风气，并且人们不以为耻，这短期内难以改变。单从这一点来说，现在也缺乏培育大师的土壤。

不过目前教育具有广度，但是缺乏深度和高度也是事实。中国人本来倾向于实用理性，急功近利，重视经济（金钱）、政治（权力），而非文化，思维缺乏抽象逻辑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太过重视生活和生存，在“科学技术”里面也重视实用的“技术”，而不是非实用更深远的“科学”。所以四大发明等，我们都是开其端，但是不能提高，西方借鉴过去则提高很快。现在我们的科技更加难以超越西方，文科学术我们暂时是可以的。而我们目前的体制更加强了这一心态。创造虽然不能说一定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但是自由使得极度超越政治的创造成为可能。在体制暂时未达到更大自由的情况下，心灵自由对创造也有益处，但是否长久有益就很难说。

其四，我们中国从古至今都缺乏精神信仰。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民国时候亦然，但至少还有一种精神信仰，但是现在有什么？所以“没有文化的时代，是没有精神信仰的时代；没有信仰的时代，是无法成为文化大国时代”说得对。

其五，一个劲地说没有大师也不对劲。每个人做好自己才是上策，这就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说不定自己也会成为大师。大师需要天才，需要勤奋，需要忍耐寂寞，艰苦卓绝。这个世界真正的天才很少，鲁迅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沈从文也不是天才且否定天才，认为只需要勤奋；莫扎特是天才，四五岁就能写交响曲，但是很短命。

不要说“连空气都浑浊了，又岂能两袖清风？”就像我们都知道人都会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饭一样。因为我们不想死，还要呼吸，所以至少要把空气弄得适合呼吸，做好自己，否则人都死了，还要什么这种那种体制优越性！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式的种种弊端，真的像铁屋子弄得人们难以自由，现在主要先做开窗甚至开门的工作。

民国大概有十年的发展期（1928—1937），之前是军阀混战，之后是抗日战争、国共决战，中间还有九一八、一·二八、济南事件等，但是民国政府咬紧牙关努力发展，那十年已经显示出比较好的势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少最近十多二十年，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化有所希望，但是如前面几点所述，不容乐观。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大学教师、学生都能够努力读书刻苦钻研，以在“大破”的战争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学术文化建国。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沈从文、老舍、巴金等，写出最好的东西的时间几乎都在20世纪40年代。现在和平、富裕多了，为什么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字——懒！因为我们除了呐喊，还必须实干，必须创造。不过真的很难作较高期望，金岳霖培养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孙就不行了。现在北大的哲学教授不是像金岳霖一样，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思想，而是一辈子阐释金岳霖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这就是差距。

当然，现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时候。如我在湖边散步时，迎面走来一对大学生情侣，男的用粤语说：“其实教教书，做做学术，闲时思考人生，咁样（这样）的生活先至系（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样的生活。”女的一脸笑意。对此，我吃了两惊。一是，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走到剑桥、牛津大学去了；也以为走错了时代，走回民国去了。因为这样的学生，已经不占多数，尤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二是，按照这种说法，我过的正是这种理想生活，但真的这么“理想”吗？我不禁困惑。我也只是个性使然而已，说不上理想，只是很平静，在平静中追求，领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