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4/16页）

有多少野兽葬身火海，又有多少海鱼在浅滩奄奄一息！麋鹿在林丛中奔命，浣熊和松鼠则难逃一死。天堂也变得贫瘠，坚硬如矿石；雨露不再降下，只有干旱与山火在大地上肆虐。果树枯萎，那花与草也不能幸免。覆盆莓不再成熟，而原本遍及山野的黑莓、蓝莓、蔓越莓已难觅踪影；沼泽与湿地已然干涸……苍翠的森林、新鲜的空气、散发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冷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

在这充满剥削与原始盲目性的世界上，倘若它那充斥在人与自然间的微观的残忍真正展现在一个人面前，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己：“我们的‘嗜血罗莎’，几乎是在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蔡特金写道，“只是为了能让一只毛虫改变主意，让它以全新的方式获取食物，而不再以错误的方式。”“而以泛神论的观点看，（她）承认这世间所有生物体的统一。”

1917年11月的一天，卢森堡正在布雷斯劳监狱的院子里散步。她注意到负载军需供应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水牛。而仅仅在布雷斯劳监狱，就有一百多头这样的水牛。野生的水牛来自罗马尼亚，它们“习惯了自己的自由”，而此时却不得不“在得知战败的消息之前，就要忍受失败的可怕后果”。由于不堪其辱，很多水牛用不了多久就暴毙而亡。当她看到一个士兵为水牛的惨死而苦恼时，这种同情心大大吸引了卢森堡的注意。“当我注视着这野兽般的恶棍，而他也看向我时，我便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泪水其实本应来自他自己那缺失的悲悯之心。”扭转这种多愁善感的还是身份认同。卢森堡并没有如旁观者一般，不时为悲惨景象付出哀号与悲叹作为回应，而是将自己置于这些恶棍同等的位置。她无从预知自己两年后被人用棍子狠命殴打，致死后又被抛尸河中的恐怖命运，但在监狱里，她从未失去自己的钢铁意志。这士兵在院子里大摇大摆，自顾自地吹着口哨，惬意地复制着当时流行的旋律，“而一幅不可思议的战争全景图也随之出现在我的眼前”。

1916年2月，当卢森堡从巴尔尼姆街的女子监狱获释时（这次只被关押了几个月），千余位支持她的女性当面向她表达了敬意。她们因为她而聚集在一起，此刻则簇拥着她回家——那里早已被她们用礼物填满。“精心栽培还附赠了花盆的花朵、各种亲手制作的点心、罐头食品、水果蛋糕、茶包、肥皂、可可、沙丁鱼和最好的蔬菜——应有尽有，就像在熟食店（真正可靠的生活，是一切都经过烘烤之后，封装进罐头，由女人们保管）。”“当你看到这些支持我的女人的时候，”她写信给蔡特金，“对你来说这大概是难得由衷的快乐。”而在同一天的晚宴上，这些女人中的代表告诉卢森堡，示威游行活动已经被“完全自发”地准备妥当。她们热爱她，因为她“敢于与党的领导人针锋相对”，同时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些党内的高层人士其实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这些女人早已将卢森堡的声音与观点视作完全正确的言论，而卢森堡自己则感到遗憾，因为这似乎成了她能量的源泉。但她到底还是一个被淹没者。她思索着，写信给蔡特金，想要以“令人蒙羞的号叫”寻找解脱，但最后慰藉她的，是考虑到自己不过是“人们悬挂、标记因个人挣扎而衍生的普遍意志的一根木杆”。

卢森堡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是复杂的。这并非由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犹太女人的独特身份。正如奈德尔提到的，对于女性问题，她想要的，既不是“要求特权”，也非“承认弱势”——好像不管怎样，女性本身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尽管自身遭遇了如此多的歧视，但卢森堡依旧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你打算来参加妇女大会吗？”她1911年给露易莎写信，“我可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她最好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运动的领袖，同时还是《平等报》（Gleichheit）的编辑。1911年第一次国际妇女节，正是来自她的背后策划。“你打算何时给我寄一封信，详细探讨一下妇女运动的事情呢？“1911年卢森堡给克拉拉写信道。而除了是生活上的知己，无论是关于战争，还是修正主义，两人在党内所有的主要事务上永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真正的战友。于是她们自然也成了那些“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的厌女症患者的攻击目标。在1919年卡尔·考茨基写给倍倍尔的信里，他指出：“这两个女人，正打算发动威胁到党内所有主要的攻击。”（这好像是说，即便是在革命斗争最核心的地方，女人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1918年，卢森堡恳请克拉拉在《红旗报》上为女性写些什么。“这（问题）已经变得愈加严重，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究竟为何会这样。”而随后，当事态愈加紧急，她开始央求克拉拉创办一份双周、每周，甚至是每日发行的妇女报刊。“每一天的流逝都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