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二章 六经（第3/4页）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做的批注，它既是读书人的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科举答题的答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在眼下的大明，地位很高。

可但凡是对儒学理论体系有些了解的人，都能明白，“六经”是高于“四书”的，更何况四书里的《论语》、《孟子》本不是经，《大学》、《中庸》一开始更仅仅只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

朱熹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朱熹自己也说的清楚，“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朱熹把他注释的四书比作“熟饭”，也就是拿来就能果腹充饥，而六经则是“打禾为饭”，意思就是把禾苗拔下来做饭……在理学的演进中，一开始二程是将四书看做学习六经的阶梯的，朱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通过掌握相对更容易学习的四书的注解权，在经书学习中夺取了六经正统的教育地位。

《四书集注》是朱熹钻研一生构建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事实上，朱熹的《四书集注》当然是一部相当厉害的作品，但要是说这就是儒学的唯一解释，那也是扯淡，至于他的弟子吹嘘的“故愚谓《朱子语类》与《四书》异者，当以《朱子语类》为正，而论难往复，《四书》所未及者，当以《朱子语类》为助”，更是纯纯的往朱熹脸上贴金。

给六经做注，毫无疑问是比给四书做注，工作量更大，也更加煊赫荣耀的事情。

四书尚且可以一个人穷其一生来做，但六经这种体量，涉及到考据、对比、研究，就跟修《永乐大典》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出大钱，组织大量的人力进行，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个人，或是一个书院来做这件事，想都不要想。

而参与这件事，哪怕是挂个名，那都是跟修《资治通鉴》在编撰组上留名是一个概念。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还是由孔希路来发言。

“六经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简意赅道。

六经当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经本身吗？不好注的是统治者需要他们怎么来解释经义！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对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经致用嘛，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经学义法，也就是通过给六经做注，来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重整经学的整个体系，以资时下取法。”

“第二个方面，则是治经之法，也就是治学方法。”

这句话姜星火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姜星火主张什么治学之法？自然是实践出真知那套。

高逊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了，但听闻此言，还是颔首道：“研究经学最忌讳不得本原而务循支离，实际上，若是儒学是一本书，六经就是大纲，儒学若是一棵树，六经就是根本，其余诸如四书之类的支流余裔，不过是因缘而生罢了，若是正经研究经学，那就必须得确立主旨，探骊得珠，此后解经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开也。”

“便是这个道理了。”姜星火趁热打铁道，“儒家伦常义理百世可知，而《六经》同出一源，其宗旨、大义、礼制，皆相同，而其体制、文字，则诸经各自不同……跟这本小册子里画的骨骼结构图，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做学问，不找主要的骨头，而去寻旁边的小骨头吗？”

曹端有所触动，但仅仅是这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还不够，因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样存在着风险。

他们必须搞明白，姜星火让他们来发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