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围巾（第30/31页）

2001年年底，老扁担回家过年了。之后，却没有再来。老扁担去世了。他的儿子来了，模样与老扁担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只是皮肤舒展，笑意轻率，年轻许多。年轻人挑了老扁担的箩筐，坐在了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老扁担的去世，没有详细过程。任人怎么询问，也没有详细过程。就是老扁担有病，长年过度劳累，早就是一身的病；大年三十，吃了年饭就倒头睡觉；初一早上没有起来，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了。年轻人叙述他父亲的死，好比叙述春种秋收，是一桩大自然的事情：人老了，又穷，又累，又病，熬不过去，便死了。

张华很生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话也说不好？”

年轻人便怯怯；再叙述，还是大笔书法，寥寥飞墨；看似薄情，却也自有乡下人的拙朴大气；人死如灯灭，灯灭了，他的那一个世界就黯淡了，消失了；活着的人，还能怎样？

只有老扁担的围巾，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

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老扁担也就给自己弄了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还要求他死了以后给他陪葬。老扁担古怪行为，在乡下十分扎眼，惹得村里人人嘲笑，他的妻子为此与他多次大吵大闹。老扁担去世以后，他妻子立刻将那条围巾拆了，让媳妇给黑泥鳅织了一件毛衣。

这真是尘归尘，土归土，绒线归于毛衣，温暖归于孩子；童话是凄凉了一点，倒也挺好，老扁担的围巾，也不可能有，更合情合理的结果。老扁担的围巾，不是妻子、爱人、相好织的，是他自己；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女人有关系，那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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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老扁担的围巾，在我们这里，便是不可以嘲笑的了。老扁担孤身一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若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也许就是要依靠一点信。信一点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前后，我祖父的家道，已经落魄得无可奈何了；十二个子女，死的死，枪毙的枪毙，遭横祸的遭横祸，只存活了三个；屋子失火，箱子失窃，刚刚在乡下置买的田地，必须全都放弃，不然就会被划成很坏的阶级成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家祖母，还是和了黄泥巴，捏了一个土地菩萨，顿在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子用指甲给她刮痱子；刮三颗痱子给一分钱。祖母的痱子一颗颗，米粒大，晶亮晶亮，用指甲一刮，就“别”的一响。刮完了痱子，便扑老马入和痱子粉；再转过身来，蹲在她膝前，领取工钱；她就往你的小嘴里抿进一粒生姜糖；小孩子不喜欢吃生姜，祖母就说：“生姜糖又不是我给你们的，是灶上的土地菩萨给你们的，给的时候他还念了一句经，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省了医生开处方’。”我们便信了，便把生姜糖含在口里了；便也记住了土地菩萨的那句经文；后来当然也知道那是一句俗话；不经意中，也把这句话，传给于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生代代的传承；代代的人生态度，都要在有信之中；有信之时，只觉得俗话是经文，经文便也是俗话。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也正如释迦说的，不可以三十二像得见如来；法是无处不在的，但要你信。

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