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7/11页）

前些时，“鲲鹏馆”工程在媒体上热炒，众官员看准时机准备有所动作。文化局长孙健等人分别找到黄一平，希望他从旁相助，在廖志国那儿用些力气，好让他们借着这个市长工程，达到自己的目的。

黄一平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一时碍于情面，不便拒绝，只好暂且答应下来，说是一定择机而行。事实上，黄一平内心里也颇为难——他既不能拒绝、得罪那些人，又不能给廖志国、苏婧婧落下喜好越权、揽事的印象，处境可谓进退维谷。

都说秘书是领导的管家，可以当得领导大半的家，其实未必。别看黄一平身为秘书，每天与市长廖志国如影随形，彼此在一起的时辰远远超过家人，可真正能够单独坐下来说话闲聊的机会极少。而且，就是偶尔有机会坐下来独处，话语主动权也不在黄一平手里，说什么、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全凭领导情绪。很多时候，白天忙碌奔波疲劳异常，等到夜里有空坐到办公室，廖志国往往喜欢独自清静，或者一边接受按摩，一边闭目养神，一般不太愿意开口说话。廖市长不先开口，黄一平就只能沉默。何况，但凡涉及重要人事安排的敏感话题，若非领导主动提及，且恰好说在话头上，黄一平以秘书身份一般更不宜随便提及。再说，黄一平刚刚遭遇蛇咬，又是跟随廖志国不久，这个口又如何轻易开得？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黄一平内心里也是焦虑万分，他一度最怕遇到孙健、徐晓凡、乔维民们，也担心他们频繁打电话来催。

可是，你越是担心，这些人越是不肯轻易放过你。

某日，文化局长孙健给黄一平打来电话，支吾半天自然还是打探消息，黄一平只好实话相告：“还没找到合适机会。”

孙健心里不满意，却也不便发作，央求道：“近期能否安排一个晚上，让我单独向廖市长汇报一下工作，最好在宿舍里谈，半个小时足矣。”

黄一平自然明白孙健的意思，却也记得廖市长那个包括不在宿舍谈工作、接待访客的“三不”，可是，再拒绝也难开口，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孙健。

不几天，黄一平陪廖志国参加一个会议，看看对方情绪又不错，当即装着突然想起的样子，说：“文化局长孙健希望安排一个机会，单独向廖市长汇报一下文化大市建设的情况。”

廖志国当即答应：“也好，正巧‘鲲鹏馆’项目也想听听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你就安排个时间让他过来呗。”

按照通常习惯，廖志国一般只在办公室谈工作。可是，对于市长的日程安排，秘书不仅有通盘筹划之责，而且有临时变通之权。于是，孙健与市长的见面，便被黄一平安排在晚上九点，地点破例放在廖志国宿舍。那天，黄一平将孙健领到廖志国面前，帮他们泡好茶，然后就找个借口下楼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等他再回来时，就看见廖志国正在大发雷霆，直把个孙健骂得狗血喷头。黄一平一看桌子上的两沓钞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孙健趁机落水狗一般逃了出来。

看到黄一平进来，廖志国余怒未消，指着桌子上厚厚一沓现金责问道：“这个事情你知道？唔？”

黄一平马上否认，待廖志国怒气渐渐消了，这才把孙健近些年来的遭遇讲了一遍，多有帮其开脱的意思：“孙健做出这样愚蠢举动，也是因为前些年受了太多打压，本意还是希望得到公正对待，只是他错误解读了廖市长的为人。”

廖志国听了，怒气渐消，吩咐黄一平道：“本来想把这二十万元交到纪委。这样吧，钱由你出面还给孙健，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在我廖志国手下，一切看个人实际表现，今后好好工作就是了。”

通过孙健这件事，黄一平知道，廖志国的那个“三不”并非儿戏。此路既然不通，只好另求别道。

乔维民的电话三天两头追过来，令黄一平不胜其烦。终于有一天，等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好机会。

那天，黄一平陪同廖志国到省城开会，主题是关于加快高新产业发展，除分管副市长、科技局长等人外，乔维民也参加了。回程的时候，廖志国滞留省城找梁副书记说些事，就让黄一平搭个顺便车，从省城买了苏老主席喜欢的盐水鸭，让他绕道阳江。

黄一平立即截住乔维民，上了他的专车，拉他一道赴阳江廖府。

路上，黄一平如此这般说了自己的计划，并详细介绍了廖志国的家庭情况，尤其介绍了苏老主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海北担任社教工作队长一节。

乔维民是海北县城土著，五十年代末出生，六十年代初期已然记得些事，加之其长期在海北工作，岂能不知苏老主席事迹。于是，马上在半道买了好多礼物，还特地从银行取了十万元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