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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