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9章 连接江南

儒学发展到宋之后,理学开始盛行,等到明朝时推行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读书人成了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士大夫阶层也多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学卫士,使的整个社会受到压制。

明代工商业发展之后,兴起的新兴阶层,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打破理学的禁锢,心学诞生之后,被给予厚望,心学七派之一的泰州李贽,便扛起对抗理学的大旗,批判重农抑商,赞扬商贾的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不过这虽然符合明代商业发展的要求,但也使得士绅重利轻义,给社会思想造成混乱,被温和派批判,觉得他太过激进。

眼下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弘光朝只剩下五百万两,现在就更不值一提,这与偏安一隅的南宋岁入一亿,平均也有六千万,简直无法比较。

任何一个改革,都至少需要一个阶层的支持,要么是百姓支持,要么是皇帝支持,要么是士绅支持,王彦要解决财政问题,看准的自然是新兴的商人阶层,以及与商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大家族,大官绅的支持。

中国在先秦时代,商人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儒家在这个时候,并不压低商人的地位,孔子有“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主张,七十二贤之中的子贡,就是善于经商之人。

商人地位真正被压到最低,是在理学盛行之后,“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家看来追逐财富的商人,显然是人欲表现,所以商人被压制。

王彦不是书呆子,他要复兴古儒,并不是要全盘照搬春秋儒家的思想,任何时代都有其特殊性,他要做的是从古儒的思想中提取有利于他对抗理学的部分,打破理学的精神禁锢,以推商业的发展,改革明朝的财政。

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之中,寻找到了人文主义的光辉,冲破了宗教的精神禁锢,掀起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辉煌的年代,自然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去复兴。

王氏家族的子弟,基本都是心学门人,心学从诞生起,就肩负着与理学分庭抗礼的重任,王介之自然不会拒绝。

王彦见他点点头,于是高兴道:“既然兄长应下,那彦会推荐兄长担任司业之职。”

明朝二百七十多年来,开科八十九次,共录取进士两万四千多人,平均每科二百七十人以上,也就是说,近三十年内,只有不到三十千人的进士。

考虑到中进士的年纪,以及古人的寿命,近三十年来,能够补充进入官场的人,并且活到现在的人,肯定还要少于三千。

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的官职,如果在以前,王介之以举人功名,自然不能胜任,但现在朝廷的官员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举人也成为了朝廷倚重的人才。

近三十年来,朝廷只录取三千人不到的进士,但甲申国变,南京失陷,杭州失陷,福州失陷,每一次损失的官员,都是以百来计。

现在朝廷迁入广州,之所以立马开恩科,也是因为官员的储备基本耗尽了,国家已经开始缺少大量的人才,必须马上补充,才能使中央正常运转。

王彦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急于掌控国子监。

这时他又看向王夫之道:“兄长之前在湖广以及赣南的功绩,我和万督师都有奏本上去,左阁老与我商议之后,吏部给出了两个官职,一个是国子监忌酒,一个是市舶司提举。我的意思是选国子监忌酒,但具体做什么选择,还是要看兄长的意思。”

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官职虽然高,但是个清闲之职,不过却有利于培植党羽,而市舶司提举虽然是从五品,但权力极大,掌控朝廷财政的命脉。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他知道王彦想让他出任国子监祭酒,这样他与王介之配合,国子监等于就是王氏的天下,培养出来的太学弟子,就都是受到王彦思想影响的王门之人。

如此将人脉建立起来,近期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当王彦稳定时局,进行全面革新之时,那就是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王夫之明白王彦的意思,但他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古代官场上有规定,被下放到地方做官的官员,第一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坐官,第二父子、兄弟同为地方官时,须要隔开三百里。

现代人总是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古人在制衡之道上,其实一点不输于现代,这些好的东西学起来,也不会出现一些老子局长,老婆副局长,儿子科员的乱像。

这时王夫之微微一笑,说道:“我知道士衡的意思,但凡事过犹不及,我王门学说一直被朝廷打压,这个时候国子监忌酒和司业都由我王氏兄弟来做,不仅会引起朝廷的注意,也会使得理学迅速反扑,反而不利于学说的传播。”